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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原标题：“新新三样”正在重塑中国发展逻辑） 时代在变，中国的贸易结构也在变。从服装、家具、家电等“老三样”走俏海外，到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等“新三样”领跑全球，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等“新新三样”加速出海，中国外贸名片不断更新迭代，既记录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也折射出产业的跃迁之路。“新新三样”究竟“新”在哪里？市场前景如何？中国何以厚植优势？（一）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新新三样”，映照着中国外贸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初期，“老三样”依托中国人口红利与低成本加工优势叩开世界大门，让“中国制造”走进全球千家万户，但产业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实现规模扩张，用庞大的产能和价格优势占领国际市场，走的是“以量取胜”的道路。近年来，“新三样”异军突起，成为引领中国产业跃迁的新引擎，同步带动出口产品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绿色低碳方向升级。2025年，“新三样”出口规模接近1.3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3.5倍，标志着我国产业结构已经从低端加工迈向中高端智造。如今兴起的“新新三样”，直指全球科技竞争最前沿，正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数据是最直观的佐证：国内开源AI大模型全球下载量突破100亿次；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18.6%，远销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猛增3.3倍，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中国药企在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单中占据八席。无论是“老三样”还是“新三样”，都有明显的货物贸易属性，背后是中国强大的制造业。“新新三样”则有所不同，代表着中国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创新水平。（二）“新新三样”的迅猛发展，正在重塑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发展逻辑。在增长模式上，从要素驱动转为创新驱动。比较来看，“老三样”拼的主要是劳动力、厂房规模，“新三样”拼的主要是产业链配套、产能规模，“新新三样”拼的则是基础研发、原创专利、底层技术突破。中国发展的底层逻辑在变，创新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外贸出口的“含新量”随之不断提升。“新新三样”的共同特征是前期研发投入高、知识密集度高、技术壁垒高，发展主要依靠创新而非要素投入。近年来，我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大力发展具身智能、生物医药等产业，政策资源持续向原始创新倾斜，为“新新三样”厚培发展土壤。在价值链上，从卖产品到输出技术与服务。过去中国外贸出口，装箱出海的是一件件实物商品；如今“新新三样”出海，同步输出整套智能解决方案、行业技术标准、专利授权与研发体系等。比如，AI大模型向全球企业开放算力服务、行业适用方案；工业机器人不单把硬件销往海外，还为海外工厂搭建全流程智能产线；本土创新药企通过海外授权，输出自研靶点技术与临床研发体系。整体来看，中国外贸正从单向货物出口，升级为技术授权、服务输出、产业共建，大幅提升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收益比重，也扭转了长期处于“微笑曲线”底部的局面。在发展格局上，构建起双循环互促新支点。对内，“新新三样”全面赋能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促进两业协同发展。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医疗、交通等千行百业；工业机器人推动传统工厂智能化改造，释放制造业提质增效空间；创新药守护国民健康，降低高端医药进口依赖，补齐民生保障短板。对外，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冲突加剧的背景下，高端科创产品开辟多元化海外市场，对冲传统外贸下行压力，为全球各国提供普惠智能技术、平价高端医药、自动化生产方案，以科创合作搭建国际共赢桥梁，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大韧性与开放底色。（三）“新新三样”蓬勃生长，是中国深耕实业、自主创新的成果，但前路仍面临多重考验。从外部环境看，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部分国家实施技术打压、专利限制、贸易保护政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领域技术封锁加剧，海外市场准入门槛持续抬高。从产业自身看，部分高端核心元器件、底层算力芯片、高端医疗设备材料仍存在短板，顶尖基础人才供给不足，中小企业创新转化能力偏弱，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仍需完善。从行业生态看，人工智能伦理监管、生物医药国际审批、机器人行业全球统一标准等规则体系建设，仍滞后于产业扩张速度。机遇与挑战并存，应对之道在于坚守自主创新根基，统筹发展与安全。一方面，持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补齐产业链薄弱环节，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科创产业链；另一方面，完善产业生态，打通科研成果转化通道，主动参与全球科技规则制定。需要注意的是，产业升级不是新旧替代，而是分层协同、迭代共生。发展“新新三样”，绝不意味着要替代“新三样”、放弃“老三样”，而必须坚持“喜新不厌旧”。“老三样”承载稳定就业、保障民生供给，数字化改造后向功能性、高端化转型，持续稳住外贸基本盘；“新三样”依托成熟绿色产业链，持续扩大全球领先优势，夯实绿色发展底座；“新新三样”作为未来产业先导，带动全行业智能化、高端化升级，为传统产业转型提供技术工具。三者梯次发力、相互赋能，正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应有之义。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新新三样”，中国外贸名片持续“上新”的背后，是新质生产力的加速成长，是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
近一段时间，皮尤、盖洛普、益普索等多家民调机构公布的一系列民调显示：美国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正缓慢脱离非黑即白的“敌人叙事”，越来越多普通民众不再简单将中国视作单一安全威胁，转而接受“战略竞争者”这一更中性的定位。《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近来走访美国多地，采访了科技从业者、退休教师、小企业主等不同群体的普通民众，受访美国人普遍坦言，媒体长期渲染的“中国威胁论”正在与他们的真实生活感受脱节，与此同时，关税抬升物价、供应链牵系生计、社交媒体展现鲜活中国日常，让他们重新看待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美国这种民间对华认知的微妙变化，恰好显示出中方提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民间基础。不过，中国学者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必须客观认清本轮美国民意转向属于触底后的反弹，整体对华好感度仍处于历史低位。中方始终秉持“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理性认知，坚持“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的重要理念，为大国相处探索可行路径。美国人对华印象的三个现实样本很长一段时间，美国主流舆论场对中国形象构建了一套固化的叙事：中国经济、科技、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均被解读为针对美国的威胁。但近年来，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正在变得复杂。三名年龄、职业和生活轨迹不同的美国人日前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变化并不意味着他们突然“喜欢中国”，而是他们越来越不愿意用简单的“朋友”或者“敌人”来定义这个国家。28岁的塔卢拉是西雅图一家科技公司的设计师，她习惯靠社交媒体了解外界，最初对中国萌生兴趣和政治话题毫无关系。“我刷到博主夜游上海的短视频，视频里没有军事报道、没有政治评论，有的是开阔整洁的街道、地铁、便利店，还有烟火气十足的街边餐馆。”她回忆道，“夜里十点多还能在外就餐，城市现代又热闹，着实让我意外。”塔卢拉此后开始关注中国旅行、美食博主，去年专程前往上海游玩，亲身感受中国城市建设与民众生活。叠加美国物价持续上涨，她开始思索：“过去听闻中国是头号竞争者，我并未多想。可美中关系趋向紧张后，电脑、汽车、日用品价格轮番走高，我不禁疑惑，对抗究竟能带给我什么益处？”塔卢拉认可美国应当守住国家安全底线，但绝不认同竞争等同于“全面脱钩”。在她看来，两家企业能够同台比拼实力，同样可以维持正常商业合作，大国之间亦应如此。居住在马里兰州的67岁退休小学语文教师卢克，成长于美苏冷战时代，习惯用“我们VS他们”的对抗框架解读大国关系，早年将快速发展的中国划入“对手”范畴。改变他固有思维的契机，是他陪同孙女参与校园亚洲文化活动的一段经历。一名中国留学生现场展示书法、教孩子们使用筷子。“孙女问的都是上海有没有迪士尼、中国学校是不是和美国学校一样。她根本没有问中国是不是美国的敌人。”这件小事让卢克意识到，年轻一代不会自动承袭上一代人的对抗式恐惧。“‘竞争对手’和‘敌人’不是一回事。”他说，自己尤其反感美国政治讨论中把所有中国问题都包装成一种迫在眉睫的威胁。“我的房贷、药品、食品价格，还有孙女将来的工作，这些事情比国际政治口号更直接。”38岁的小型家居用品进口企业经营者伦妮，从供应链角度重塑了对华认知。多轮对华关税落地后，商品成本大幅上涨，涨价会流失客户，压缩利润又让经营难以为继。她试着把产能迁往越南、墨西哥，却发现零部件配套、生产时效与品控都存在差距。“你会发现，全球供应链不是一个开关，不是今天说不要中国，明天就可以全部搬走。”这种经历改变了伦妮看待中国的方式。“经济上脱钩既不现实，也不符合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她与一家中国工厂老板合作了多年。“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地缘政治，我们讨论的是质量、交货时间和价格。他担心有没有订单，我担心我的公司能不能活下去。”伦妮说，这种非常普通的商业关系，恰恰说明中美关系不能只从美国政治角度理解。三位受访者的转变，并非意味着他们对中国全盘改观。但是，他们开始用个人生活、工作、社交的真实经验建立自己的中国形象，开始抛弃媒体输出的单一“威胁叙事”。“中国”也从地缘政治语境的概念，最终落地为每个美国人触手可及的复杂现实图景。对华态度触底反弹，但仍处于历史低位普通美国人的心态变化也反映在多家机构的民调中。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今年3月的调查结果显示，将中国定义为“敌对国家”的受访者比例从2024年的42%回落至2026年的28%，60%的受访者用“竞争对手”形容中国，还有10%认为两国是“伙伴关系”。与此同时，27%的美国人对中国持有正面看法，较2023年的历史低点近乎翻倍，较2025年提升6个百分点，但超七成民众依旧保持负面印象。对于美国民众对华心态的变化，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联合益普索、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今年5月的民调显示出这一转变的一个主要原因：多数美国人希望与中国保持稳定的贸易关系，以降低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民调结果显示，66%的受访美国人认为对中国加征关税会损害美国经济；61%的受访者认为此举不利于美国新增就业机会。其中，92%的民主党受访者和81%的独立人士对美国加征关税持“极度负面”立场。民调还显示，自2021年7月起，美国民众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支持率开始下降，2024年9月后更是大幅下滑。上海外国语大学欧洲智库研究中心主任高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将中国视为“敌人”的美国成年人比例在短短两年内从2024年的42%骤降至2026年的28%，这种变化的速度和幅度实属罕见。数据表明，美国民意正从被意识形态裹挟的非理性对抗，向基于切身利益衡量的现实主义认知模型回归。此外，美国工商界与多数州经济同中国保持深度依存，这种攸关饭碗的切身诉求形成抵制“敌对叙事”的强大内驱力。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美国工商界、农业州、地方社群长期释放的对华合作诉求，让普通民众直观感知到“脱钩断链”的高昂代价。叠加美国民众注意力更多向内聚焦民生议题，炒作地缘对抗的吸引力持续弱化，再加上人文交流回暖，亲身实地的交往体验推动美国民众对华认知从情绪化敌对回归理性化竞争。不过，专家提醒称，美国对华民意转变属于触底反弹，美国对华整体负面基调并未根本扭转。尽管许多民众认为双边贸易让美国获益，但美国战略层面的戒备心理并未消失。美国年轻人更愿意合作而非对抗在近来多个美国民众对华态度的民调中，人们还发现一个现象：越来越多的美国青年希望美中两国开展合作。英国《金融时报》8月6日的文章援引美国“探照灯”研究所今年3月的民调称，在18至34岁的群体中，62%的受访者希望美国“与中国合作并改善美中关系”，只有29%的受访者希望美国“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美国指南针”组织5月开展的一项民调显示，82%的“Z世代”（指1997年至2006年间出生的人群，被称为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网络原住民”）受访者认为，过去25年，美中双边经济关系对美国而言是“非常好”或“利大于弊”的，68%的受访者希望鼓励中国投资。刘典认为，美国民众对华态度转变，除经济成本、全球秩序认知转变外，还有多重深层社会与传播动因。近年来美国主流媒体的单一叙事公信力持续下滑，社交媒体的多元真实视角，正在打破长期固化的对华刻板印象，尤其是青年群体不再轻易被极端对立叙事裹挟。一名中国学者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当下越来越多美国人从涉及自身的物价、贸易、社交媒体和亲身见闻中明白，将中国简单定义为“敌人”不符合自身利益，对话与合作更契合民意诉求。这种源自基层的朴素认知，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提供了珍贵民意土壤。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冯亚仁、环球时报记者 李迅典 陈子帅 郑璇
